大通公司是一家融資租賃公司，提供融資租賃服務，小燈公司則是一家制造企業，小燈公司與大通公司簽訂了《融資租賃合同》，大通公司起訴小燈公司 ，要求其支付租賃款，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訴訟請求。一審法院判決，要求小燈公司支付欠付的租賃款32.12萬元及逾期利息。

大通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因為一審判決在計算租賃款時，將稅率差的調整收益，全部歸給了小燈公司，扣減了小燈公司欠付的租金。

（注：融資租賃業務開具發票時，對于設備類，本金部分是按照銷售貨物的稅率開票，可能出現簽訂合同時稅率為16%，后面下調為了13%，就會有3個點的稅差收益。）

大通公司認為：

1. 在《融資租賃合同》中已經寫明租金具體是多少，合同也只是約定了如果遇到稅率上調的原因，大通公司為了保障預期利潤可以調整租金，但是沒有約定稅率下調時，可以調減租金。

2. 大通公司此前已經減免了小燈公司租金3.2萬元，如果還將稅差收益7.4萬元全部從租金中扣減，有違公平原則。

小燈公司則認為：

1. 租賃合同中的款項，其實包括了兩部分，租金和稅款，而從合同約定，在稅率上調等政策調整的情況下，導致大通公司成本增加，為了保障大通公司預期利潤，大通公司可以調增租金，因此，合同中的稅款其實質是由小燈公司在承擔。

2. 既然是小燈公司承擔的稅款，那么當國家政策導致稅率下調時，自然這個收益也應該歸小燈公司享受。

3. 在該交易中，是由大通公司提供的格式條款，按照法律規定，在格式條款中，雙方有不同理解的部分，應該作出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方，也就是大通公司的解釋，因此，雖然合同中只約定了稅率上升時，大通公司可以調高租金，但從公平原則出發，當稅率下降時，也應該調減租金。

4. 大通公司減免了小燈公司3.2萬元，這3.2萬元其實就是部分稅率調整收益，也就是說大通公司本身也認為小燈公司應該享受這個稅率調整收益。

二審法院審理后認為：

1. 根據合同可知，合同中關于稅率的相關條款是基于《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財稅〔2016〕36號，以下簡稱36號文件），且約定遇到行政機關的政策要求導致出租人的成本增加或者應收的租金減少，出租人可以增加租金金額以保證出租人的預期利潤。該條款是大通公司提供的格式條款，在合同雙方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理解時，應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

2. 結合以上分析及公平原則，認定小燈公司承擔稅收上升風險的同時，也應享受稅收下調的收益，因此一審法院認定稅率下降產生的差額在小燈公司應付租金中扣減，并無不當。

本案涉及融資租賃合同的稅收政策約定、支付方式和違約責任等焦點問題。根據合同和稅收政策，出租人有權調整租金，但未能證明雙方已就支付方式達成一致。大通公司要求小燈公司一次性支付所有到期未付和未到期租金及其逾期利息，但未能證明雙方已達成一致意見。因此，一審法院判決認定小燈公司無需支付違約金和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和違約金是兩種不同的責任形式。逾期利息和違約金性質不同，逾期利息具有損失賠償的性質，但其本質上是因合同產生的孳息，大通公司可要求小燈公司以逾期利息的形式賠償其資金損失。而違約金是對合同一方當事人因他方違約可能遭受的財產損失的一種預先估計，具有懲罰性，其目的主要在于擔保合同的履行。損失賠償和違約金并不相互排斥。因此，在簽訂融資租賃合同時，雙方應當充分了解稅率調整的可能性，并在合同中明確約定稅差收益的歸屬方式和租金的計算方法。